王辛笛与中国今世军事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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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肖像 高莽画 资料图片

时间过的真快,转眼辛笛老去世十多年了。而与他交往的情景,仍清晰可辨呈现眼前。

一个小老头 名字叫巴金 高莽画 资料图片

2003年8月,我和同事梦晨专程去上海看望老作家及其家人。25日上午,我们去南京西路拜访辛笛先生。我向两位老人汇报了这次上海之行的工作情况:把北京带来的女雕塑家张德华塑的巴金像,交给了巴老的家人;去拜访了黄裳先生,老人说文学馆的唐弢藏书非常珍贵,建议不要直接往书脊上贴标签,做个书套,贴在书套上。我答应回去转达他的建议。黄裳还提起当年唐弢在上海住时,一起去转旧书店淘书的事;又去医院看望了施蛰存先生,家人说老人住院两个多月了,想出院,但心脏血压都不稳定,难以遂愿,年初施老曾向文学馆捐赠了他《唐碑百选》手稿和一部分日记,他还会不断捐其他文物和著作;我们还去市郊拜访了103岁的章克标老人,他思路清晰敏捷,谈吐幽默风趣,爱看梁羽生文集和金庸武侠小说连环画,也答应把晚年写的回忆录手稿给文学馆……我还特别谈到巴老对文学馆付出的巨大心血和努力,建立文学馆是他晚年最重要的一件大事。辛笛和巴金是挚友,结识于20世纪30年代,两人有着长达70年的友情,交往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是巴老的言行,让辛笛对文学馆有了一份特殊的感情。

高莽赠送本文作者的八本书 资料图片

我们谈的非常融洽,辛笛老人精神很好,主要话题始终围绕着巴金和文学馆。他表示要把自己的藏书和手稿书信等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我没有想到与辛笛老第一次见面,就能够得到老人如此重大的承诺。但我知道这个决定,一定是他酝酿很久,深思熟虑的,是得到夫人和孩子们的坚决支持的。

2017年10月6日,高莽先生走了。我给先生的女儿晓岚姐发微信,告知一定去参加恩师的告别仪式。我说:“我和高莽老师相识近三十年,从他身上学到很多珍贵的品质和做人的风骨。他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发展和中国及世界文学作出了很大贡献。他永远活在我的心里。”

那天,老人叫女儿拿来一摞已经题签好的作品集送给文学馆,其中还有一本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辛笛看着旁边的夫人:“这是她翻译的,也送给你们。”我刚要去接,徐文绮老人发话了:“你还没有征得我同意,就把我的东西送人了。”大家都愣了一下,尔后笑了起来。辛笛笑着对女儿说:“你看,忘了忘了,赶快让妈妈签上大名。”圣思老师把书放到母亲面前,翻开封面,徐文绮老人在扉页上一笔一画写上“赠中国现代文学馆 文绮”,落上日期。女婿金大夫拿来二老印章,小心翼翼地钤在每本书的扉页上。

告别仪式当天,下起了秋雨,敲打着我的心。八宝山竹厅里音乐舒缓,花丛中静卧着逝者。我放轻脚步走过他身边,深深鞠躬,默默告别。在现代文学馆工作几十年,我送别过许多文学老人。诗人艾青离世那天,春雨飘落;辛笛老人落葬那天,冬雨无声;而高莽与我们的告别,秋雨缠绵。

看到一家人的融洽气氛,特别是两位老人的幽默交流,我很受感动。我想起辛笛那首《蝴蝶、蜜蜂和常青树》中的诗句“年华如水,但总是润泽芳馨”,60多年的事业知音、生活体己,至今仍是一往情深。

面对高莽先生笑慰人生的侧面肖像照,许多往事浮现眼前。“高莽生平”扼要简洁,薄薄一纸,如何能承载逝者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又如何能展现他身后深深足迹中的汗水与付出?

我递上笔记本,希望辛笛老题句话。老人稍加思索,提笔写下“书比人长寿”五个字。笔力遒劲流畅,完全不像出自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之手。

妙笔绘真容

我和高莽先生相识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还只是现代文学馆的一名普通员工,管理作家手稿文物库房。现代文学馆刚成立不久,临时借用万寿寺西路古建筑群作馆址。先生住在不远处一栋高楼里,平时在庭院中常能看到他的身影。

那年11月下旬,我们正在广东拜访作家征集文物,突闻施蛰存先生去世,我即刻返京,隔天就飞赴上海,代表中国现代文学馆参加在龙华殡仪馆举行的施蛰存先生悼念告别仪式。我见到上海作协创联部于建明主任,他说施家人找我,要谈施老书信手稿送给文学馆事。我即与施达先生联系,定周六去愚园路施先生家,与家人商量先生藏书手稿书信等下一步捐赠事宜。

我上班的院子,假山石奇特,古松柏参天,后罩楼坐北朝南,楼上是办公室,楼下是手稿文物珍藏库房。一天,我整理作家手稿书信累了,到院中舒活筋骨,刚好高莽先生在院中散步,看到我打招呼:“年轻人,你在这儿工作?”

参加完施老告别仪式,我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报告我来上海了,想去看望王徐二老。王圣思老师在电话那边停顿了一下,声音低沉地告诉我:“徐文绮老师9月30日走了……家里一切从简,没有告诉外边。”这噩耗来的太突然,我不相信自己耳朵,脑子有点发懵。8月底去看望他们时,还跟徐老一起照相,老人幽默的话语和在书上题签的情景历历在目,才分别一个月老人就离我们而去了?王圣思让我第二天上午10点去家里,她说母亲走后,父亲心情极度悲伤,情绪非常低落,平时话语很少,希望我去安慰安慰老人。我在电话里答应着。

“您好!”我笑着点点头。

可是见到依偎在高背藤椅中的辛笛老,看到他背后书柜前徐文绮老师的大幅照片,我就知道任何劝慰,都不能把他从悲伤中拉出来。我只有一遍遍地重复“您不要太悲伤了,一定多多保重身体”。我无法完成王圣思老师交给我的任务。施蛰存先生的夫人去世后,我们去看望他,老人曾用笔向我们倾述失去老伴的孤寂心境。这种心境是儿女怎么做都难以替代和改变的。辛笛老的孩子们竭尽全力,想把老人从失去生命另一半的痛苦漩涡中解脱出来,但我感觉太难了,老人心中那只美丽的蝴蝶,已经带着他的灵魂飞向另一个玫瑰盛开的世界,谁也挽留不住。后来王圣思老师在文章中录下了父亲在母亲去世后几天写的《悼亡》诗:“钻石姻缘梦里过,如胶似漆更如歌。梁空月落人安在,忘水伤心又奈何。”王老师说,这是父亲写下的最后一首诗,此后至死,再也未动笔写诗了。

高莽先生说:“在这儿工作幸福啊,闹中取静,神仙待的地方!”我揉揉酸痛的腰,笑了笑。他指着满院盛开的二月兰感慨:“美呀,真美!你看这阳光下的色彩,有多美!应该拍下来。”

沉浸在伤悲中的辛笛老,没有忘记对文学馆的承诺,他让女儿和我商量捐赠接收之事。我告诉辛笛老,文学馆准备成立王辛笛文库,专门收藏他和徐文绮老师的各种文物文献资料。我们初步商定,接收时间暂定2004年3月。因为我们同时还要一起接收施蛰存、吴强两家的藏书和文物文献资料。老人点点头,表示同意。辛笛先生一直践行“做人第一,写诗第二”的人生准则,他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巴金倡议创建的文学馆。我环顾客厅四周堆满书刊的书柜书架,这将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受他情绪感染,我跑上楼取来相机:“高莽先生,我想跟您合张影,行吗?”他睁大眼睛侧头看我:“你认识我?”我笑笑说:“文学馆谁不认识您,前院儿作家画廊里都是您的画!”他听了哈哈一笑:“好,合个影就是朋友了。”

我喊同事帮忙,拍下珍贵的合影。临走时,高莽先生拍了拍我的肩:“年轻人,好好干吧,文学馆是块风水宝地,大有作为。”我如今回看在文学馆三十年走过的路,从心里感激他的点拨与鼓励。

2004年元旦后,我和部门同事们分头给作协会员、老作家和作家遗属发贺年卡,力争让大家在春节前收到文学馆的祝福和问候。我准备亲自给辛笛老发贺年卡,并附上封信衷心感谢他和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贺年卡还没有发出,就得到辛笛先生1月8日去世的消息。信和贺年卡不发了,赶紧去邮局代文学馆给辛笛家人发唁电,表达文学馆人的哀悼和慰问。

建馆初期,为扩大影响,曾在前院大殿举办过一个作家画展,常年展出,画的内容都是作家,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作家画廊。

1月16日我飞往上海,代表文学馆参加辛笛老的告别仪式。中午到达虹桥机场,下午即赶到辛笛先生家吊唁。老人的几个子女都在。我转达了文学馆领导和全体馆员的深切哀悼和真诚慰问,王圣思简单说了父亲发病去世的经过,她说在整理父亲遗物时,一张纸片从书中飘然而落,捡起一看,竟是父亲写的一首诗,诗名叫《听着小夜曲离去》:“走了,在我似乎并不可怕/卧在花丛里/ 静静地听着小夜曲睡去/但是,我对于生命还是/有过多的爱恋/一切于我都是那么可亲/可念/人间的哀乐都是那么可怀/为此,我就终于舍不开离去”。谁也不知道老人什么时候写的这首诗,原稿上的字迹有些颤抖和变形,远不如给我写“书比人长寿”时的力度气韵,但依然有一股火热的生命之泉在字里行间流淌。王圣思老师曾这样写父亲的离去:“父亲匆匆地走了,慢性子的他急急地去追赶母亲。在他初恋时心目中的‘蝴蝶’飞走的第一百天,他也飘然而去。他们又可以团聚了,从此长相守,永不离。”

这是现代文学馆成立后的第一个画展。大厅四白落地,悬挂了20来幅画作,摆着几件雕塑,都是作家肖像。南边靠窗平柜里,还放着一些作家的素描速写。展品不多,但分量不轻。展出的作家肖像画作,有四分之三都是高莽先生的作品,作家速写素描也基本出自他手。他是这个画展当之无愧的挑大梁者。

那天下午,王家兄妹主动提起捐赠之事,希望能把接收父亲藏书手稿的时间推迟几个月。我说没问题,你们也要多多保重,注意身体。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文学馆再来接收。

萧军是高莽先生画的第一位中国作家。1946年,萧军从延安来哈尔滨,创办《生活报》,连载小说《第三代》,请高莽为他画肖像做刊头。这张头戴无檐帽的萧军肖像,产生很大反响,也让高莽坚定了画作家的想法。他再次给萧军画肖像,已经是40年后了,萧军非常满意,感慨万分,在画卷上题诗十首,述说坎坷经历。

辛笛先生的告别仪式令人难忘。老人静静地睡在白菊花簇拥环绕的花丛中,身上覆盖着鲜花。耳边是节奏徐缓的舒伯特小夜曲,热爱怀念他的人们恋恋不舍,脚步轻轻地走过他身边。每一位前来送行的人,都得到了老人最后的馈赠:诗集《印象·花束》和散文集《梦余随笔》。这是我见到的最平静、最温馨、最诗意的告别仪式。

高莽先生画过一张鲁迅肖像,茅盾觉得很不错。许广平从《美术》杂志上看到后,写信感谢他,并希望他再画一幅鲁迅在海边的油画。如今,这幅油画和作家画廊中的其他画,都珍藏在现代文学馆中。

第二天,我又参加了王家兄妹在青浦福寿园为父母举行的合葬仪式。中国现代文学馆是每一位作家的家,也是辛笛、文绮老人的家,我也是家里人。

高莽先生对我说起过创作这些画作的故事。1977年,他去看望茅盾,茅盾关切地问他还画画吗?他很感动,回来就凭当时画的几张速写,在一张不大的文书纸上,用毛笔画了一幅茅盾侧面肖像。他寄给茅盾,茅盾很快又寄回来,并在画上亲笔题诗一首,其中两句是:“多谢高郎妙画笔,一泓水墨破衰颜。”

合葬地点是园中一处幽静素雅的墓地,仪式开始时,天空洒落下绵绵冬雨。雨中,辛笛老人的儿女们依着传统形式祭奠着父亲,我在雨中不停拍照,力争完整留下这一幕。归途中,细细的冬雨变成了好大的雪花,纷纷扬扬打在前行车子的挡风玻璃上。

茅盾的鼓励给了高莽先生重画作家的信心,他尝试用中国画特有的水墨技法,表现中国作家的神采和风骨,收到了意想不到的韵味和效果。每画完一幅作品,他都会请作家本人在画上写上几句,作家们都欣然命笔。丁玲在画上题四个字:“依然故我”;艾青在画上留下自己的诗句:“含着微笑,看着海洋”;骆宾基则写道:“妙笔传千载,老态成十年”;萧军录的是早年旧作:“读书击剑两无成,空把韶华误请缨,但得能为天下雨,白云原是一身轻”……这些题字配诗,无一不是作家精神气质和人格风骨的再现。

当然,也有遗憾。高莽先生为翻译家李健吾、美学家朱光潜、作家杨沫画好肖像,送去家里题字,可几位老人都没来得及题就去世了。每每说起,他都怪自己没有只争朝夕。一次,他骑着自行车匆匆赶往张天翼家送画,路上被汽车撞倒,险些酿成大祸。他爬起来,不顾自己的伤情,首先去看画碰坏了没有。

2004年6月,我带着4名同事去上海接收王辛笛、施蛰存、吴强三家的文物及藏书。一个多礼拜时间里,大家分工协作,不怕苦累,把三家的文物文献资料分别清点、打包、装箱,然后租用5吨的集装箱柜车,通过京沪快运,直接运往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

在高莽先生的作家肖像画里,我对他画巴金的那张情有独钟:一位身着西装、满头白发、身材矮小、步履蹒跚的文学老人迎面走来,背景是弯曲的小路和若隐若现的树林,形象逼真又意境深远。1981年秋,巴金去法国途经北京,高莽、曹禺、邹荻帆相约去前门饭店看望。他拿出肖像画请巴金题字。巴金想了很久,才站起走到窗前,在画作右上角,用毛笔工工整整地写下“一个小老头,名字叫巴金”。

王圣思老师告诉我:这只是辛笛藏书文物的第一批捐赠,共4000多件,足足装了120纸箱。我们回馆整理登记后为4341件,其中:书刊4214件,手稿13件、文物88件、家具7件、字画19件。4000多册藏书中,1300多册是珍贵的外文版本。辛笛先生1936年去英国爱丁堡大学研修英国文学,1939年回国时带回不少英文书籍,加之后来数十年不断补充的,许多都是20世纪初的珍稀版本。

高莽先生在一篇《可敬可爱的老人》中感叹:“这一行字写得特别别致,极有韵味……在座的人都叫好,巴老脸上一片笑意。”

辛笛先生去世后几个月里,圣思老师夫妇为早日实现父亲的遗愿,做了大量的工作和努力。两个人身体都不好,圣思老师一本本挑选着赠书,金效祖老师一本本盖上辛笛藏书章,然后分门别类装进纸箱,再一摞摞摆放齐整。王老师说,在整理过程中,摩挲着父亲生前喜爱的书稿和物品,仿佛还留着父亲的手温,种种情景,历历在目。我们去接收的那几天,也是尽量轻拿轻放,几个年轻人一起干,清点登记、装箱打包,累得腰酸腿疼的。他们两人已年过六旬,为了完成父辈的遗愿,付出了多少心血和辛劳汗水,可想而知。

送君八本书

几家的文物文献接收工作基本完成了,我向圣思老师提出,想和几个同事去青浦福寿园看望辛笛文绮两位老人。她们夫妇一定要亲自陪同前往。

书桌上,摆着高莽先生送我的8本书,全是他这些年自己写的。

这次,我有从容的时间拜谒辛笛文绮两位老人。诗人的墓栖身在普通人的墓群之中,远离名人园的奢华和名利场的喧嚣。墓碑素雅厚重,一块花岗岩雕刻的大书,打开平卧于翠柏绿松中。碑基正面镂刻着“将生命的茫茫脱卸于茫茫的烟水”。这是辛笛成名作《航》里的诗句。墓碑没有冗长的碑文,大书上写着:父诗人辛笛、母教师文绮,以及他们留给世人为数不多几部作品的名字。墓碑落款是四家子女。立碑时间是2002年清明节。当时两位老人都还健在,他们为自己挑选了日后的长眠之地。

第一本书,《画译中的纪念》。1997年2月一版,九洲图书出版社出版。

我在打开的“大书”前默立,眼前浮现出五个大字:书比人长寿。仿佛倾听他们在风中唱着与子偕老之歌。

时间久远,我已记不清当时具体的场景了,高莽先生在书的空白扉页上,为我画了一幅速写肖像,下边写着:“刘屏留念 书中缺的人物以画补之 高莽1998年10月25日”。如今,我也年过六旬,看到题签仍心跳脸红。书中所写所画都是中外著名的大文学家,而我当时只是一个热爱文学、投身文学事业的普通人。我明白,先生是在用一种亲切幽默的方式,督促、激励我朝着心中目标去奋斗、去努力。

翻看当年日记,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记载:“1998年10月14日,去中国图片社取为高莽洗印的照片。”“1998年10月16日,到馆前先去高莽处,送照片,得他画像一幅在书上。”那段时间,我正为高莽先生拍摄他捐赠给文学馆的作家肖像画。先用负片,又用反转片拍。

2005年11月下旬,我带领同事慕津锋、王磊、封晓瞾又一次赴上海,接收辛笛藏书和手稿书信。临行前给王圣思老师打电话,得知她脚部骨折了。圣思老师说:正在恢复中,有金老师这个主力,不影响交接。我叮嘱几个年轻人:“咱们把所有动手的活儿都包了,尽量让二位老师动嘴不动手。”文物文献交接工作进行的紧张有序,前前后后几天时间,王老师带伤指挥,金老师带病登上登下跑出跑进,我们劝也劝不住。这次共接收了12000多件文物文献。除了藏书、手稿、书信、字画外,还有一套红木家具和许多辛笛老珍藏的文玩瓷器。这让同事王磊惊讶兴奋不已,他学的文物专业,深知其中的人文价值和经济价值。而我更觉得,每一位老作家和他们的家人对文学馆的支持和信任是无价的,最珍贵的。他们的慷慨捐赠和无私奉献,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壮大和发展的源泉和动力。文学馆永远不能忘记他们,永远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

日记简单,得书和画像的日子也对不上,不知何故?但事情肯定是同一件。依稀记得,当时我们聊得尽兴,他还拿出一大本文学大师们给他的信让我开眼。他说:“有人愿出高价收买其中数封,我死也不会卖的,这个世界上,不是什么都能用钱买到的。”

如今,辛笛先生的文库早已在文学馆建立起来,17000件文物文献资料是一座丰碑,一座宝藏,每一个热爱诗人热爱文学热爱生活的人,都可以在这书山诗海中与诗人促膝神交。这正是辛笛先生憧憬的时间和生命的永恒。

第二本书,《文人剪影》。2001年9月一版,武汉出版社出版。

此时此刻,我仿佛又回到十几年前。辛笛老人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如今,他的女婿金效祖先生也随他而去了。想想后来几年中,幽默乐观的金先生带病坚持整理辛笛老人藏书文物的情景,我始终觉得不安和感激,他同样把自己的心血和生命融入其中,同样得到了时间和生命的永恒。

高莽先生在扉页上题签:“刘屏先生 雅正 高莽2003年”。没有具体的月日。查日记:“2003年1月24日,接高莽的书《文人剪影》,很好看。”也是短短一句。

《文人剪影》中所写的许多名家,我到现代文学馆工作后也交往过,读着他的文章画作,那些人和事活灵活现在眼前,亲切极了。人生如梦,他把梦境中最珍贵的瞬间复制下来;岁月如河,他把河流中最晶莹的浪花掬捧回来。

2001年,有人约我写篇高莽先生近况的文章,当时,现代文学馆新馆刚开不到一年,工作压力很大,挤不出时间去他那里采访。我拨通电话说明来意后,先生开口就拉出个大清单:一是萧红诞辰90周年,哈尔滨请他画套萧红明信片,他痛快答应,画起来却不满意,他想用最好的笔墨纪念这位早逝的老乡。二是给阿加索洛夫教授的《俄罗斯二十世纪文学史》中译本配插图,为了书中50多位俄罗斯作家肖像画不呆板、生活化,他每天翻箱倒柜找资料。三是正写作随笔集《圣山行》,这是一本关于普希金的书,他喜欢普希金,崇拜普希金,翻译普希金,没少写普希金的文章,如今对普希金又有新的感觉和认识。已过交稿期限,还在“研磨”。他说,这本书对他非同一般,宁可毁约,绝不凑合,一定搞好。四是在看《作家剪影》校样,素材皆来自第一感受,图文皆出于自己之手。数十载辛勤耕耘,今天正是收获的季节。另外,还有出版社请他翻译契诃夫的作品,还要整理费德林生前一本写郭沫若的书,还有零星不断的各种约稿索画等。他说,他是在“还不完的债”中度日和生活,苦则苦矣,乐则乐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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