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戏
分类:opus真人文学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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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未正式院线上映,仅凭点映和众筹,《村戏》就收获了大量口碑,无数文青趋之若鹜。当不少人通过这个电影反思了当下的时代与前三十年,作者却通过电影看到了作为诸众的“我们”。本文无褒贬电影之意,却通过电影丰富了对自己、对观众或曰看客、以及六十年来时代精神变迁的理解。

这是我二爷的当窑,很深。

编辑| 林深 默默然

我没见过二爷。三十多年前去世的二奶从新乡拉回,埋在西洼我们的祖坟。他们三个儿子一个女儿,磙子捞子宁子,还有我黑女姑。十五年前我见过黑女姑一回,后来再没有他们的任何消息了。

《村戏》可以说是最近口碑比较好的独立电影了。虽然对《村戏》的报道很零星,但没有骂战、没有争论,呈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是一致的好评:“这样的电影太可贵了!”、“震撼哭了”、“2018年最不能错过的电影” 、“庆幸中国还有这样的导演”等等。然而,《村戏》真如大部分文章中说得那么好吗?

这屋后来被当做队里的饲养室,再后来被三伯用做养牛之地。三伯勤劳,整冬不闲着磨红薯粉。磨粉浆水多,大家都去挑回饮牛,就叫它浆房窑了。

一个新旧秩序更替时的农村故事

浆房进入我的记忆,是因了村里唱戏时在这里排戏。

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开始取代以公社、合作社为主要形式的,集体的、计划性的农业体制。中国河北省小官庄村也卷入了这场农业改革大潮,影片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以“戏曲”为线索,描述了“分地”的过程:

传说我们村上代甚至上上代都有唱戏的传统,且威震四方。三十年前,五六十岁的我的父辈那一群人有了想法,想延续祖先的荣光了。

县领导吩咐村支书过年要安排一场“老戏”,之所以叫“老戏”,是因为这种戏不是样板戏,在“文革”期间是不能上演的。村支书准备在老戏表演结束后宣布分地的结果。村民们听到了风声,都希望自家能分到更多、更好的农地,为此展开了勾心斗角的斗争。而村里的一个疯子王奎生拥有离水渠很近的九亩半地,这块地属于集体、种着花生、由疯子看管,是村民们眼中的肥地,都希望据为己有。

他们请来了张洼的张修宽。这是个奇人。他原先是磁涧学校的初三语文教师,后来听说外面闹戏,就辞别讲台登上戏台。我奇怪他不会唱戏,教出来的学生却一个个都唱得那么好。他二胡拉得比电视上的专家都好得多,虽然他一生寂寂无名。我们村所有人都尊称他张老师。

王奎生发疯的原因,导演以他的记忆来呈现:他年轻时作为民兵连长看管集体财产花生地,却发现了女儿彩云偷吃花生,为了让女儿把花生吐出来,不小心把她呛死了。女儿死于偶然,奎生痛心不已。但是村支书和村民为了吃到上面拨下来的救济粮,把这个死于偶然的故事包装成为一个集体财产管理者大公无私、大义灭亲的故事,并让奎生在大会上宣讲。最终,被村民利用和出卖的奎生痛心疾首又无处发泄,在巨大的道德困境中疯掉。这一段影像有了本片中唯一的彩色:绿的衣服和植物、红色的红旗和五角星,而人脸依然是黑白的。

我问他怎么爱好成痴?他说其实自己工作没怎么变化 ,教书教戏都是教学生。我说你自己不会唱,怎么教学生唱,他笑着说帝王师不会当帝王,但教出的学生却能当帝王。我俩都笑了。

80年代,农村改革启动,疯子奎生的九亩半肥地被村民觊觎,但他依然忠诚地守护他眼中的集体财产,不让别人接近。他因此被自己的儿子树满嫌弃,被编排老戏的老鹤算计,最后终于被村民们送去精神病院,而村民们也终于分到了那块肥地。在去精神病院的路上,飘着大雪,只有老鹤的女儿、树满的女朋友小芬陪着他,而他也终于念出了那句喃喃不清的话:彩云,回来,我给你洗脸。影片结束。

作为导演他很敬业。我从县城的学校回村,不止一次看到他戴着眼镜,靠在冬日的暖阳下修改剧本。他教戏前根据学生的实际情况对剧本二度创作,以便最适合这学生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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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他,我总是想起余秋雨《酒公墓》里的张先生。他们都姓张。

王奎生在车上准备被送去精神病院 图片来源:搜狐

排戏总在冬夜,夜长人闲。几乎全村人都聚在一起了,没人乱腾,自觉站或坐好,听张老师摆布。有人抽烟,导致空气不好,但大家习惯了,对戏的兴趣压倒了其他。

纵观整个影片,导演想描述的就是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在“极端”的年代变疯的故事以及在“正常”的年代如何被舍弃的故事。

我星期在家休息时去看过两回。那时记性好,就这两晚,就把《陈三两爬堂》的戏词全部记住了。去得少,不懂得,但觉得他们唱得有板有眼不简单。改红的小生,红勤的花旦或青衣,花民的须生,小学和金海的花脸,耐烦的红脸,都让我印象深刻。那时他们不过十六七岁 ,却被张老师夸赞说是他教戏以来最有灵气的一群。

疯狂与清醒

他们在那年的元宵节到县城大操场汇演过 一回。风料峭,雪花飘,台下人撑伞看,兴致高。后来听父亲说他们到李村镇的索屯演出过,结束后观众不愿离去,频频谢幕还不行,改红红勤清唱了几段戏才罢。还记得九二年大旱,他们唱戏祁雨,连唱三天,结束当晚就下了透雨。

这是一部充满隐喻的电影。疯子王奎生、样板戏旋律的笛声、拿着枪指着自己父亲的树满、奎生红绿色的记忆、印在围墙上的大字标语、马恩列斯毛的画像、算计利益的老鹤,这些充满了历史感的能指,似乎都连接着背后的所指。或许这不是导演有意为之,而是因为那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年代,面临着符号系统迭代的现实:老的符号系统失效,新的符号系统生成。而我们今天被新的符号所包围,老的符号因此形成了异质性,这种异质性让我们分外敏感。

改红是这群学戏孩子种最有天分的,她一个动作一个眼神能使满堂生辉。红勤未发声先带情,如泣如诉最抓人心。她们叔伯姐妹是绝对的主角,到现在还让村里人常常念叨。

而其中的主角——疯子王奎生,就是集体社会的隐喻,象征着那个看上去矛盾的、颜色单调的、一切以集体为原则的社会,而他的故事也就是,那个集体社会是如何从正常到“疯掉”、再被改革开放舍弃的一个缩影。

他们演出的戏有《陈三两爬堂》、《绣褥记》、《卖苗郎》、《借妻》等。对它们的内容,村里人耳熟能详,无形间进行了文化传播和戏曲普及。

从微观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个疯子如何被规训的故事,于是我们看到福柯描述的那套行之有效的方法:构造精神病院,把疯子和正常人区别开来。但是王奎生并没有得真正的精神病,他有清醒的意识,所以也不是德勒兹意义上的“自由的人”。他不是被自己的无意识支配的,他没有随心所欲。相反,他也被权力装置所控制,他一直在纠结自己女儿的死,囿于内心巨大的挣扎之中:女儿的死和村里集体的利益怎么平衡?他无法得到解释,无法处理集体福祉与个人幸福的关系,所以他疯掉了。他是一个可怜的牺牲品。

后来,当挣钱也成为农人的第一要务,当长大的孩子们要出去开始新的生活,当女孩远嫁成为别处妇,这戏就自然解散了。改红到观音堂煤矿职工医院,花民到洛阳做生意。还有的远行千里,让村人感到如在天涯了。即便逢年过节也很难聚齐,村里人叹息不复有当年群情涌动的热况了。

我们可以注意到影片中的两个父与子对峙的细节:

河南电视台《梨园春》正风靡的时候,村人都请改红和红勤去打擂,喊了好几年,她们竟然没有成行。听人说改红是煤矿的文艺骨干,那又如何呢?红勤也只能偶尔去和别人搭班参加一些人家祝寿或结婚的演出,那有什么意义呢?

在埋葬女儿之后,年轻的奎生把枪给了还是小朋友的树满,希望他杀死自己,树满没有接过枪,然后奎生疯了;

我一直为她们遗憾。他们不懂得珍惜,完全顺其自然自生自灭,很快就泯然众人了。她们一生最大的荣光,是县城那群人冒雪看戏和乡村戏台下间或的掌声……

在树满长大后,因为作为疯子的儿子而被大家所嘲笑,此时的他知道父亲是他的阿喀琉斯之踵,所以他对着父亲的头顶上方开了一枪,完成了象征性的弑父,然后奎生清醒了。

不知道他们自己是否遗憾过,他们甘心吗?夜静对窗,月明当前,忆及少年事,他们可有怎样的追怀和感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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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小小少年 ,今已渐入老景,个人的命运是人生,群体的命运就是时代。我自己这么多年长歌而行,自然升沉,读射雕英雄,想白马西风,羡书剑笑傲,觉得这只是武侠理想文人心境,是永不愿醒的江湖梦。我故乡的同龄人,那些有过追求后来放弃,有望作为却没重视的行动,深深地刻在你们心上了吗?

树满朝父亲开枪过后 图片来源:豆瓣

刚才作了一梦:排戏结束,我和父亲提着马灯从浆房窑走出,外面雪深埋脚了。我们走着,雪在脚下咯吱,灯影幢幢,一只麻雀嗖地从树上堆着的红薯秧里飞出,谁家的公鸡已经长鸣不绝了……

奎生被象征性地阉割之后,他清醒了,但是他已经回不去原来的村庄了:因为他拥有巨大的财产——那九亩半肥沃的田地,成为集体秩序崩解时刻村民要争夺的东西。所以,奎生必须依然是疯的,这样才可以把他送走,这样才可以满足村民瓜分九亩半的私欲。一如曾经逼他用女儿之死换来了村民的救济粮:他被村民二次出卖。所以村民在历史中都以一种实用主义的形象出现:为了他们的私欲,一种化身为集体利益的私欲。为了满足集体的私欲,却牺牲掉奎生个人的幸福、清醒与家庭。

在导演的视野中,奎生是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牺牲品。他忍受着心中的痛苦,但是却以疯狂的形式出现在村民的眼中,甚至“被”发疯。村民于是成为了一种暴力装置。我们不禁思考:村民为何如此暴力?这种暴力装置的起源是要诉诸于传统文化,还是要诉诸于极端的制度?要解决这种暴力是要进行彻底的“换血”,还是要进行彻底的改革?——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新启蒙”的思想框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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